探索 | 耿步健:論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整體性邏輯

發佈者:新聞中心發佈時間:2021-05-30瀏覽次數:10

摘要

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但要使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人們的一種自覺自律的行動,需要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體理念,充分認識和正確領會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整體性邏輯,即其邏輯起點是人的生存與發展、邏輯要義是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邏輯指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邏輯歸屬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同時,通過對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整體性邏輯分析,澄清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與西方自然(生態)共同體理念的本質區別,認識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中“兩山論”與“安全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及其相互關係,把握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在聯繫,領悟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指導意義。

關鍵詞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兩山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社會主義現代化

圖片

耿步健,法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上海師範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教學與相關理論研究。



“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要想使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全社會每個人的自覺自律的行為,須從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高度去認識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根據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論述來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生命共同體”的完整表述是“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習近平之所以提出這一理念,源於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瓶頸的生態環境問題的思考。儘管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狀況明顯改變,生態環境治理明顯加強,自然生態環境狀況得到改善,但“生態環保任重道遠”,需要通過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體理念,喚醒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從而“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切實解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依然存在的諸多“硬骨頭”和“頑瘴痼疾”,努力構建“水綠融合、生物多樣、生態惠民的生態空間”。而要正確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需要深刻理解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整體性邏輯,全面領會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獨特而嚴密的邏輯體系,以及這一體系本身所彰顯的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深刻而長遠的時代價值。

圖片


01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邏輯起點:

人的生存與發展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體系的關鍵支撐,是凝聚各方力量建設美麗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指引,是中國人民為人類走向生態文明和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智慧貢獻。習近平提出和反覆強調生態文明建設就是因為自然生態環境是人的生存、發展與幸福的根基。也正是為了凸顯人的生存、發展與幸福的自然生態環境這一根基,增強人們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自覺,習近平基於對西方自然(生態)共同體理念的反思,並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提出了以人的生存與發展為邏輯起點的生命共同體理念。

1.1 對西方自然(生態)共同體理念的反思

“共同體”曾是西方倫理學視野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西方社會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倫理學只關注“人”以及“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並不關注一般意義上所説的大自然或自然生態環境。直到17—18世紀隨着與社會共同體相對應的“廣延共同體”概念的出現,人們開始意識到人和自然環境屬於同一個共同體,必須正視人與環境的倫理關係,“生物共同體”的概念由此開始孕育。到了20世紀70年代,在經歷了40—60年代一場大規模的以深層生態學研究為特點的應對生態危機的新環境主義運動之後,許多哲學家也開始關注和思考人與整個外部世界的倫理關係,並逐漸形成了在自然(生態)共同體中人類和其他一切生命存在體都是平等且互為依存的生態整體主義這一思想認識。

在美國新環境保護“先知”利奧波德看來,大自然就是一個帶有“封閉的鏈條”特點的有機生態循環系統,並以這一系統為核心形成自然(生態)共同體。他認為,人作為有機生態循環系統的某一節點,應該保持自然(生態)共同體內部的生態循環系統的平衡,但糟糕的是,人的被資本邏輯操控而不受抑制的慾望和需要越來越得不到來自遭受破壞的自然的滿足。他指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通過土地倫理的構建扭轉人類在自然(生態)共同體(即“土地-羣體”)中的征服者角色,把人看作是自然(生態)共同體中的普通一員,審思人類和自然(土地)之間的相互作用,並通過“自然資源保護教育”喚醒人們的“生態良知”。但是,從整體上説,包括利奧波德大地倫理在內的西方生態整體主義或生態環境倫理學説所構建的自然(生態)共同體的邏輯起點是所謂的“生態整體”而不是人的生存和發展,有抹殺人的價值主體性的傾向,導致其存在嚴重的倫理悖論,特別是採取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或措施無一例外地受制於資本邏輯,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改變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的態勢,只能走上“先污染、後治理”的不歸路。

習近平指出:“在人類發展史上特別是工業化進程中,曾發生過大量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事件,釀成慘痛教訓。”從當代西方生態主義來看,“深綠”和“淺綠”生態思潮都拘泥於抽象的生態價值觀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忽略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係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在借鑑吸收西方自然(生態)共同體理念要求人們重視和加強自然生態環境保護這一觀念的同時,也指出西方包括上述自然(生態)共同體理念在內的生態整體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因消解人的價值主體所帶來的生態治理困境,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金錢無法替代的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自然根基,我們絕不能走西方工業化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的基礎上,繼承、發揚和實踐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從而構建了以人為價值主體、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核心內涵的生命共同體理念,併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和內容。

1.2 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繼承發展

馬克思與恩格斯儘管沒有系統提出生態文明思想,但從他們的自然觀中可以總結出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思想,從而為習近平在新的歷史時期形成“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提供了思想養料,彰顯出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邏輯起點的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世界負責”的精神品質。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不僅是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只重經濟發展不重生態安全的批判與超越,而且也是對既重經濟發展也注重生態保護的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繼承與發展,達到以“環境美、產業興、百姓富”為價值追求的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和社會安全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不同於西方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思想。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自然和歷史是辯證統一的,人儘管是價值主體,但依然要尊重和維護作為價值客體的大自然,強調經濟的發展應建立在自然生態環境可承受的安全範圍內;而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將歷史和自然相分離,把人自身作為自然界的主宰力量,視自然界為人自身實現生存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容易導致只重經濟發展不重生態環境安全的現象。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作用下,更容易為了實現更多的剩餘價值和所謂的經濟發展而對自然進行野蠻的掠奪揮霍,並放任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污染,導致出現越來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

正是基於資本主義制度所導致的人與自然關係矛盾的深刻剖析,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以注重人的生存和發展為核心內容的自然觀。在馬克思看來,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給勞動和人自身提供生活資料,沒有自然界,“工人什麼也不能創造”,必須“靠消耗最小的力量”進行物質變換,保證經濟發展不損害自然生態環境。恩格斯也認為,既要看到“自然界作用於人”,也要看到“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因此人們要處理好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千萬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要看到“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由此,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為人類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關係提供了認識論與方法論指導,為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3 遵循生態文明的“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係。”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重視人的生存與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內在要求。而要真正解決人的生存與發展,必須真正解決好“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解決好這“兩大矛盾”,一方面需要正視創新與發展技術所帶來的人與自然相關的倫理問題,另一方面需要努力消除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對人和自然所造成的雙重傷害。

西方環境倫理學視野中的自然(生態)共同體,其邏輯起點是所謂的“生態整體”,關注的是“土壤、水、植物、動物”等在內的土地“在自然狀態下繼續存在的權利”,而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説的“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西方自然(生態)共同體理念沒有認識到人在生命共同體中的價值主體地位和主觀能動作用,沒有認識到作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的社會本身就是生命共同體,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對於生命共同體消解和破壞作用,因而在現實中作為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生態治理理念不可能真正發揮出生產力的作用。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最具本質意義的創新特質是:實現了對被作為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西方環境倫理學核心內容的自然(生態)共同體理念的批判與超越,明確將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邏輯起點。這一點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本質要求,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界的價值主體論,離開“人”這一價值主體談生命共同體和自然生態環境保護是沒有意義的。當代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自身的實踐活動所造成的一種困境,因而解決生態危機需要從關懷人的生命與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通過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理念、技術和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破舊立新、發展進步,不斷解決制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髮展的瓶頸和短板問題。

圖片


02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邏輯要義:

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良性循環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真正人的生活是人實現了對自我本質迴歸的生活和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但沒有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真正人的生活和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不斷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就成為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生產力既包括社會生產力也包括自然生產力,其中最根本的決定因素還是人,因為只有人才能駕馭好這兩種生產力。在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受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以及時代諸多因素的影響,人們在生產力方面注重社會生產力而相對忽視自然生產力,甚至把生產力視為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物質力量,從而造成了生態環境危機。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生產力理論與生態文明思想的基礎上,突破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生產力盲區,並通過“兩山論”的構建,促進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從而顯現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先進理念。

2.1 堅持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辯證統一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內在地包含了從自在自然意義上的生命共同體到人化自然意義上的生命共同體的邏輯演化。這種邏輯演化的背後是人的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生態性以及自然界的人的本質的社會發展性,前者更多的是從自然生產力的角度強調綠水青山的自然保護優先,後者更多的是從社會生產力的角度強調金山銀山的物質變換適度。習近平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敏鋭把握到了處於生命共同體內的自然生態力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基本矛盾,以及解決這一基本矛盾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清晰地剖析了“兩山”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以及促進“兩山”良性循環的科學路徑。

就“兩山”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而言,習近平最為完整的表述是:“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這告訴我們,人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價值主體,既要尋求為着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經濟社會發展,也要竭力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生態環境。如果我們尋求的發展威脅到自然生態環境,甚至導致發展的不可持續,那麼就必須改變這種發展方式,保持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並使之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後勁”的自然財富、生態財富、社會財富和經濟財富。

用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來理解“兩山論”可以發現:“兩山論”並不是不要發展,而是怎樣發展;並不是只講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而是要尋求既能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又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使“兩山”得以良性循環起來。那麼,促進“兩山”良性循環的科學路徑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要自覺踐行引領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新發展理念。習近平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只有堅持新發展理念,才能在“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時,“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從而真正實現“生態保護、綠色發展、民生改善相統一”。

2.2 堅持經濟安全、生態安全、社會安全的有機統一

沒有安全就沒有發展,安全是發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樹立安全發展理念”,並久久為功地努力做好發展和安全這兩件大事。由於“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因而正確處理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也就成為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內在要求。基於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來理解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也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實現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和社會安全的有機統一,確保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協調、綠色、可持續發展。

“綠水青山”強調的是自然生態安全與發展,“金山銀山”強調的是經濟社會安全與發展,因而“兩山論”彰顯了安全發展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那麼,如何更好地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實踐中貫徹好“兩山論”,促進安全發展和努力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良性循環呢?習近平有關安全發展的重要論述能夠給我們這方面以深刻啓示。第一,要有生態安全意識,在處理安全和發展的關係時,必須牢牢守住經濟社會發展決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安全為代價這根紅線,必須採取最嚴厲措施保護好自然生態環境,“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第二,要有生物安全邊界意識,在處理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的關係時,確保人類活動不要“觸及自然生態的邊界和底線”,要努力“為自然守住安全邊界和底線,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格局”。第三,要有生態安全發展危機意識,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係時,要“善於預見和預判各種風險挑戰,做好應對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的預案,不斷增強發展的安全性”。

從上面的闡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習近平關於安全發展的重要論述與建立在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基礎上的“兩山論”彼此呼應、互為前提、相得益彰,目的都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良性循環。在實踐中,實現“安全發展”和“兩山論”的有機統一,還需要把新發展理念貫穿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和“實現發展規模、速度、質量、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

2.3 堅持生態文明建設的民生福祉導向

習近平“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理念,是基於“人的命脈”的自然邏輯關聯,即從維護人的生存和發展高度來認識“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生命軀體”。他特別強調“要用系統論的思想方法看問題”,“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從習近平關於生命共同體的重要論述來看,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有“自然內部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之分,前者是後者的生態基礎,前者強調自然的生態系統制衡性,後者強調自然的物質變換平衡性。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其邏輯要義都是為了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良性循環,以更好地服務民生建設。正如習近平所説,“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生態環境同樣也是為了民生”。

在習近平看來,生態環境保護是“關係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事關老百姓的幸福感,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把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努力構建“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將生命共同體與生態民生有機結合,並從生態民生視角闡述生命共同體,是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重要特點,目的就是要喚醒人們對美麗自然環境的生態保護意識和對美好社會環境的生命關愛意識,解決一放鬆生態治理就可能呈高發態勢的各類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問題,讓老百姓既能“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乾淨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又能“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讓自然生態美景永駐人間”。

可以説,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彰顯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命情結和人文關懷。面對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衞生突發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習近平堅持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與“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有機結合起來,呼籲世界各國建立人類健康命運共同體,“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彰顯了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邏輯要義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良性循環的重要價值。

圖片


03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邏輯指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

人類所處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既涉及外在於人的自然諸要素關係,也涉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同時還涉及人與人之間關係(包括人與社會、國與國的關係),命運共同體或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某種意義上説就是從命運相連、命運與共的角度對生命共同體所作出的一種詮釋。結合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實踐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可以看出,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就是在這兩大實踐中不斷孕育並形成的,能夠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基礎,並從生命的本體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諧共生”的價值基礎,從生命的意義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與共”的價值特質,從生命的維護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大同”的價值追求,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一步構建與發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

3.1 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諧共生”的價值基礎

習近平指出,在全球化時代,“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維護能源資源安全,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同時“建設生態文明關乎人類未來”。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要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治理的雙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必須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形成全球生態治理的團結合力。國際社會出現矛盾與衝突,需要依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民主協商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運用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歪曲並宣揚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來解決,也不能通過生態殖民使國際關係屈從於生態帝國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從而避免給國際社會帶來諸多災難性影響。

習近平在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後又提出生命共同體理念,旨在從全人類的生命關懷這一至上價值,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於該共同體內部諸要素之間和諧共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別是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生態環境赤字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危機,更是需要人類從生命共同體的奠基意義去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國際治理中國方案所體現出的人際公平正義和人與自然共生正義,以及在推進我國生態文明進程中推進人類文明的生態轉向的重要意義。全球生態環境赤字和全球公共衞生治理赤字從反面證明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的同時,也進一步驗證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確保生態安全與生命安全辯證統一的重大價值”。正因如此,習近平強調指出:“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園”,必須“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共同走和平共處、互利共贏之路”。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秉持“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理念,努力將和平、和睦、和諧的價值追求深深植根於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使“共建萬物和諧的美麗家園”不僅是一種美好的追求,更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行動。

3.2 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與共”的價值特質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旨在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係,但也藴含人與人、人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乃至於全人類的“命運與共”的價值特質。特別是隨着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受控於資本邏輯的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自然生態環境挑戰或自然生態環境危機越來越成為“那些先後進入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和地區所普遍面臨的時代性難題”,使得國際關係中的各種不平等不正義等現象越來越嚴重,整個世界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同時也越來越成為風雨同舟、脣亡齒寒、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也是發展意義上的生命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基於“命運與共”這一價值特質,從發展的角度探討作為生命共同體的人類地球家園所面臨的問題與對策。

但當今世界發展面臨的問題頗多,諸如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幹涉主義等帶來的越來越嚴重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充分暴露了當今世界發展和國際治理存在的痛點、難點,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嚴峻挑戰。“我們一直想借着制度、藉着觀念或價值的革命,來改變事情,卻忘了創造社會的就是你和我。你和我依我們的生活方式,製造了混亂或秩序。”因此,“在這個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們都是相互依賴的,因而沒有人能夠獨自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何“沒有人能夠獨立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是因為屬於生命共同體的地球家園“命運與共、休慼相關”,“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正是因為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在自然生態環境等諸多方面的“命運與共”,才使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這一中國方案具有了科學性、合理性,並得到聯合國及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認同和踐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讓我們感受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運與共”的價值特質,各個國家必須走出小我,“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維,樹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贏理念,摒棄意識形態爭論,跨越文明衝突陷阱”,相互尊重、彼此寬容,讓世界變得更加和諧、美麗。

3.3 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大同”的價值追求

地球作為人類最大的生命共同體是“人類唯一賴以生存的家園”,整個人類都應當把“珍愛和呵護地球”作為唯一選擇,但如果沒有“天下大同”的價值追求,珍愛和呵護地球就是一句空話。習近平指出,“天下大同”是指“人們的物質生活充實無憂、道德境界充分昇華的大同世界”。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本身也藴含着人與人的和諧共生、外化於人作為人的無機身體的自然內部諸要素的和諧共生。但真正達成各方面的和諧共生,或者説萬物和諧共生,關鍵取決於人以及由人組成的國家存小異求大同、構建起以“天下大同”為價值追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搞以鄰為壑、零和博弈的那一套,推行生態殖民主義,無底線地掠奪和揮霍自然,最終傷害的是整個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是引領各國人民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態智慧”[27],充分彰顯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天下大同”為價值追求的重要意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不是要求各國實行一樣的社會制度和文明形態,而是各國都要有共同的“和平相處、交流互鑑、相互促進”之理念,“平等、尊重、包容、合作”之態度,“共建、共治、共贏、共享”之決心,彼此消除隔閡、偏見、仇視,能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團依偎,真正建設起一個和平、安全、繁榮、包容、美麗的大同世界。建設這樣的大同世界,需要國際社會堅持“天下一家”的精神理念,“從夥伴關係、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邊機制、更加積極的區域合作”。

圖片


04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邏輯歸屬: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百年來的奮鬥目標和偉大追求。但實現什麼樣的現代化是個非常重大的戰略問題,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事關人民的幸福安康。特別是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併成功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徵程,更需要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出發,堅持新發展理念,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指出:正確處理好生態環境保護和發展的關係,“是我們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原則”,需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現代化建設全局的突出地位,把生態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從而“形成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這就需要認識到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對於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發展的意義,深刻領會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對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徑的重要作用。

4.1 超越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境界

早在擔任地方領導時習近平就指出:“人類社會在生產力落後、物質生活貧困的時期,由於對生態系統沒有大的破壞,人類社會延續了幾千年。而從工業文明開始到現在僅三百多年,人類社會巨大的生產力創造了少數發達國家的西方式現代化,但已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續。”他還指出:“西方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的基礎上的;當大多數人都要像少數富裕人那樣生活,人類文明就將崩潰。當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現代化是不能實現的,它是人類的一個陷阱。”正是基於對西方式現代化模式的反思,習近平提出“必須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探索一條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方面面。儘管在地方工作時習近平沒有使用“生命共同體”這一概念,但已經基於“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指出:“你善待環境,環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環境,環境總有一天會翻臉,會毫不留情地報復你。”2012年11月當選黨的總書記後習近平明確指出,“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使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更加明確”,“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在實踐和認識上不斷深化的重要成果”。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重要部署,無疑對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國要建設的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是完全不一樣的,儘管提倡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一直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正如習近平所説:“過去不能搞全盤蘇化,現在也不能搞全盤西化或者其他什麼化。”現代化是個不斷止於至善、不斷髮展進步的過程,但也是一個自成體系並相互辯證統一的複雜建設過程,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個領域,因而首先必須堅持辯證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精準思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而使我國的經濟建設現代化、政治建設現代化、文化建設現代化、社會建設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現代化有一個最為基本並起保障推動作用的內在動力機制。同時,充分吸收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以及西方生態倫理思想,在建構“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基礎上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4.2 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

習近平在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後進一步思考我國現代化的新格局。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一新論斷正是“‘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規律的具體體現和運用”,充分説明了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領意義。而建立在“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理念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樣引領着未來人類現代化的發展方向。

西方式現代化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邏輯控制,以金錢為目的的思想滲透到社會關係包括家庭關係中,既造成了人的異化和個性的喪失,也造成了自然的異化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與人的發展的不可持續。習近平提出同時超越西方非人類中心主義和傳統人類中心主義、旨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生命共同體理念,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衝破資本邏輯的資本主義制度屬性,並給資本邏輯套上社會主義制度的繮繩,甚至努力改變資本邏輯的基因,“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讓我們的社會真正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安全發展”,在確保自然生態環境安全的同時,全面提升中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按照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當下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新發展理念,統籌並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係,在“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的基礎上“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其中,“更為安全的發展”就是要高度尊重和關愛生命,因為“任何以犧牲人的生命和健康為代價的所謂‘發展’,都是不健康、不道德、不和諧的,也都不是真正的發展”。也正因為此,習近平特別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特徵,必須“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統籌發展和安全,“注重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4.3 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路徑

我們全面建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國家,是建立在“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這一理念基礎上的新型生態文明國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難題,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因而絕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正是基於由生命共同體決定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價值觀”,習近平提出了“從‘兩座山’看生態環境”、“從‘兩隻鳥’看結構調整”,強調“要按照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既要GDP,又要綠色GDP”,“努力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的雙贏”。這些論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拓展了新的路徑。

首先,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邏輯遵循,這是由生命共同體的價值主體屬性決定的,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本質要求。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才會形成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現代化觀,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所造成的自然和人的本質等的多重異化,從而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現人民羣眾的共同富裕和滿足人民羣眾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將新發展理念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指導原則。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內涵的新發展理念,是在科學總結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經驗和慘痛教訓、深入研究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基礎上提出的,能夠更好地指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促進由人、自然、社會所組成的生命共同體的和諧健康發展。

再次,將系統觀念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哲學基礎。系統觀念作為治國理政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有機體方法”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其內涵是能夠善於運用系統的科學、思維與方法分析研究解決問題。堅持系統觀念是由生命共同體本身的系統特性決定的,是由服務於生命共同體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的複雜性決定的。解決生態問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和集體行動,在觀念、制度、技術、行為等方面形成合力,“把結構調整、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註重發展的協調性、均衡性和可持續性”。

圖片


05

結語

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基石和核心範疇,它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邏輯起點,以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為邏輯要義,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為邏輯指向,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為邏輯歸屬,形成了完整嚴密的邏輯體系。在2021年“世界地球日”即將到來之際,習近平在“領導人氣候峯會”上強調要“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並指出“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中國堅定踐行多邊主義,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這充分彰顯了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的世界意義,為建設美麗中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清潔美麗世界、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出了具有原創性的理論貢獻和實踐貢獻。

就理論貢獻而言,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是目前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最高理論境界,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立論基礎,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話語權的思想內核,為我們正確認識和反思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及以生態整體主義為主要內容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吸收借鑑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然觀和生態思想、進一步加強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和民生價值取向。就實踐貢獻而言,習近平生命共同體理念讓我們懂得了“建設生態文明,關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明確了“兩山論”的理論意義和實踐路徑,認清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意義和全球生態治理價值,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努力方向,對於增強人們生態文明建設的自省自覺自為意識並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設、促進美麗中國和人類地球美好家園建設,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鏈接地址://mp.weixin.qq.com/s/KQ84HXBxdlx_3xi5X-ad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