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 宋佩玉 公磊: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歷史進路與時代價值

發佈者:新聞中心發佈時間:2021-06-21瀏覽次數:10

作為一個擁有100年曆史和70多年執政經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偉業,不僅為中國學者所重視,同樣也為海外學者所關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海外學者即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考察與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啓發性的觀點和看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梳理和總結這些觀點和看法,對於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等問題上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一、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起源
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隨着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積極地投身中國大革命,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日增,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和關切。大革命前後到土地革命初期,開始出現第一批外國人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報道和論著。如美國記者甘露德(Rodney Yonkers Gilbert)撰《共產主義與中國》(1923),日本學者長野朗撰《中國工人及工人運動:世界的威脅》(1925)、《中國的社會運動》(1926),蘇聯葛薩廖夫撰《中國共產黨的初期活動》(1926),極東新信社出版《南方革命力量的現實及其批評》(1927)等。以上報道或論著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的關係進行了及時的追蹤、分析和評價。
20世紀30-40年代,隨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工農紅軍、人民軍隊的壯大,海外產生了一批有關中國共產黨研究的報告和著述。其中著名的有1932年美國外交官柯樂博(Oliver Edmund Clubb)向美國國務院呈送的《共產主義在中國——1932年來自漢口的報告》。隨後,一批西方記者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1937),尼姆·韋爾斯(Nyu Wales)的《紅色中國內幕》(1939),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R. Isa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1938),阿特麗(Freda Utley)的《戰時中國》(1939),卡爾遜(Evans F. Carlson)的《中國的雙星》(1940)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此外,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和迪克斯使團對延安進行訪問,曾在晉察冀邊區遊歷班威廉(William Band)夫婦和林邁可(Michael Lindsay)等也對中共有一定的觀察,並發表了相關見解。
總的來説,這一時期,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重要特徵是“分散性”。缺乏專業化學者羣體的廣泛參與,報道、報告、著述,多數是描述性的直觀感性記錄,只停留在表面介紹中國共產黨基本情況的層面,不僅缺乏嚴謹考證,而且也缺乏基於廣泛歷史文獻資料基礎上的深入透徹分析,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尚處於初始階段,研究框架尚未體系化。
二、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體系化
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成為執政黨後,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和建設一個落後的東方大國充滿想象,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物、執政方式、組織構成、政策措施等的關注逐漸升温。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進一步發展階段,由於麥卡錫主義的式微,冷戰的加劇,西方對中國的現實問題的研究興趣增強,學術機構數量增加,政府與民間基金投入增多,海外中國研究得到長足發展。
1950年代初期,從事中國共產黨研究的西方學者已經出版開創性的學術成果,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毛的崛起》(1951),布蘭特(Conrad Brandt)、史華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三人合編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資料》(1952)等。1955年,為了開展中共政治經濟政策的研究,哈佛大學成立中國經濟政治研究項目部,該機構幾經變化,2007年,改稱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等也逐漸成為美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重鎮。除此之外,1951年,日本學界成立“現代中國學會”,大力推動當代中國研究。1966年,牛津大學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開始從事當代中國研究。1968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1969年,荷蘭萊頓大學建立現代中國文獻研究中心。1970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的發表需要載體,1956年,費正清等人倡導下組建的遠東學會更名為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Far Eastern),出版刊物《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0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出版《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逐漸成為當代中國研究領域最具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1975年,《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創刊,大量刊載中國近現代史問題的相關文章。
總體而言,與前一個階段相比,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經歷了從“新聞傳記”向“學術論證”的轉變,開始走向規範化、體系化。首先,明確了研究對象,注重探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意識形態、最高領導人、黨的性質,以及國家政權、政黨體制、黨的執政規律等方面的問題。其次,注重中國共產黨資料整理,除了前述布蘭特等所編史料之外,英國學者林邁可的《中國共產黨教育問題筆記(1941-1947)》(1950)值得關注。此外,日本學者非常注重收集、整理、編纂中共文獻,著名的如波多野乾一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成)》(1961)七大卷,竹內實編《毛澤東集》(1970~1972)共十卷。
但仍要看到的是,因受到冷戰的影響,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呈現以下特點:首先,西方學者很難獲得中國的訊息和資料,中國共產黨黨建領域的研究受到制約,宏達敍事的描述性成果較為多見。與此同時,西方學者偏重於中共黨史研究,力圖通過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原始文獻的梳理和縝密的分析,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以及與蘇共的差異與聯繫。其次,在研究範式和研究角度上,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往往夾雜着冷戰思維,“陰謀論者”“異端論者”“極權主義”甚囂塵上,“歷史敍述+政治評論”的論説模式佔據主流。
三、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深入拓展
1970年代開始,隨着中美關係緩和、改革開放展開,中國逐漸向世界敞開大門。在研究條件得到巨大改善的情況下,海外學者較之以前更容易得到所需資料,且能夠深入中國實地調查研究,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逐漸走出對峙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改革開放最初的20年,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研究相較於後一階段並不活躍。儘管中國共產黨的變化和動向仍然受到關注,中國共產黨不再是西方中國政治研究的熱門話題。
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中國共產黨成功走出蘇東劇變陰影,並在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國家治理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這為許多海外學者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契機。2002年,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舉行了題為“把政黨帶回來:中國是如何治理的?”國際研討會,明確提出“把中國共產黨帶回到中國政治研究中”,呼籲改變西方學界忽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狀況,主張把中國共產黨重新作為中國政治研究的重點。
隨着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力量”“中國模式”的根本推動力量,研究、解讀當代中國共產黨成為各國的迫切需要。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全面升級,學科化、體系化得到大幅提升。從研究視角而言,中國共產黨黨史重大問題的研究仍然是海外學者關注的對象。在黨建方面,西方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設、執政機制、反腐倡廉、組織建設、意識形態和未來前景等進行全面分析和討論。從研究價值取向而言,出現了從“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歷史性研究”轉移。從研究方法而言,西方學者受後現代主義思潮等人文學科理論影響,強調跨空間、跨學科,對問題進行綜合研究,出現了從“遠觀式猜想”向“實地式調查”轉移。從研究隊伍而言,根據沈大偉(David L. Shambaugh)的估算,截至2010年,僅美國大學和智庫就有3000人研究中國問題,其中留學歐美的華裔學者開始崛起。
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研究仍舊存在着一些侷限,海外學者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和闡釋,仍多從其自身價值觀出發,採用集權主義、多元化或制度結構、公民社會等研究範式,習慣於以西方理論剪裁中國問題。此外,在運用文獻資料時,大量研究仍然侷限於二手材料,並存在着“不恰當地使用有限的資料”,“依靠不可信的研究資料”的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着中國共產黨國際地位和國際聲譽的提升,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突破原有窠臼,綜合研究方面的系統化趨勢增強,而專題研究方面的廣度和深度化趨勢明顯。研究機構不斷增加,研究人員遍佈全球,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英國等傳統中國共產黨的研究重鎮之外,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地的研究也得到了長足進步。研究視角也發生轉變,由原來重點研究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轉而更加關注當代中國共產黨的現實問題,“中國崛起”“中國模式”是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舉措成為關注焦點,其餘如黨的指導思想、執政能力、執政特點、幹部隊伍、自身建設等,成為研究重點。
四、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時代價值
中國共產黨研究是海外學者立足國際視野,從其特定角度出發,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分析和研判,對我們全面認識世界和客觀認識自身有着重要意義。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推進,中國人民正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全球史視野下中國共產黨研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學習借鑑海外學者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海外學者對於中國共產黨更為關注,在研究範式、視角、方法等方面,均提供了迥乎不同的思想話語和認識維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強對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成果的瞭解和評析,對於我們自身的學術研究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啓發性。藉助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總結世界各國、各地區對中國共產黨的不同認識、評價;有助於我們觀察和掌握不同政治立場、理論偏好、文化差異、認知邏輯,從而找到中國道路的獨特價值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建立明確的中國共產黨研究的話語體系。
第二,瞭解當代中國共產黨外部形象的重要途徑。自1920年代以來,海外學界就沒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在近100年的研究歷史中,有大量的學者、外交人員、情報人員對中國共產黨展開討論,這些研究始終樂觀論和悲觀論並存,其中悲觀論者,總是習慣以西方價值觀念、理論方法,審視、解釋中國共產黨,造成誤讀、誤判;習慣曲解唱衰中國共產黨,即便是屢屢被實踐證明其錯誤,仍執迷不悟。隨着中西交流的擴大與加深,海外學界的觀點在國內傳播至為廣泛,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研究領域。從費正清、史華慈,到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傅高義(Ezra F.Vogel)、沈大偉、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鄭永年,均提出了許多創新性的理論範式與學術觀點。大力加強和深化對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的跟蹤和評析,有助於我們拓展以全球化視野觀察現實政治的能力,提高治國理政的科學化水平。
第三,實施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舉措。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期,學術研究是構建中國共產黨外部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隨着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學者首先應該掌握海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動態,關注研究熱點,分析其特徵、規律、趨勢,從而在國際比較中找到共同點,以理性的學術態度,構建具有較強理論影響力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範式,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國際交流與對話,積極迴應國際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的關切,深化國際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的理性認識。其中,特別要注重甄別偏頗、狹隘、片面,甚至錯誤的觀點,構建中國話語,傳遞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消除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引導國際社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輿論。
(宋佩玉,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公磊,上海師範大學社科處副教授。本文繫上海師範大學“全球視野中的中共黨史研究”專項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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