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 陸偉芳:《泰晤士報》中的中國革命勝利要素觀

發佈者:新聞中心發佈時間:2021-06-25瀏覽次數:10

陸偉芳(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都市文化中心研究員)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19世紀英國著名首相帕麥斯頓的名言,非常貼切地説明了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英國是西方陣營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因為這不僅僅是帕麥斯頓個人的觀點,也代表了英國的傳統思維與務實做法。

檢索《泰晤士報》上的相關內容,我們發現,即使是代表着保守黨勢力的、相對偏右的這份大報,也基本上奉行了一條現實主義的路線,對中國的局勢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基於英國在華經濟利益以及香港問題的現實考慮。這種英國視角很值得我們探討。

一、共產黨勝利因素的分析

雖然中國並不是英國政界、民間和輿論關注的重點,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泰晤士報》能夠對中國局勢與走向有基本準確的判斷。《泰晤士報》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當天就報導了這條消息,並在隨後的日子裏幾乎追蹤報導了新中國的種種動向,特別是解放軍的進軍狀態,新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等消息。

在報界輿論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它所反映的英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的看法。10月22日第五版的《中國革命》一文,全面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勝利而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文章首先從國共兩黨軍隊的優劣着手,指出國民黨軍隊的問題:

蔣將軍下台後,國民黨軍隊不復存在。政權的失敗、撤退和腐朽已經徹底削弱了它的戰鬥意志。正如托洛茨基(TROTSKY)在1917年談到俄羅斯士兵時所説的那樣,國民黨士兵吃不飽,拿不到薪水,“厭惡地看着一堆彈藥筒,猶如看着一堆生俎的肉。”他們的指揮官知道這一點,意識到抵抗是無用的,明智地承認了失敗並做出了最好的選擇。

短短的幾句話,概括了英國輿論界對中國內情瞭解的程度,即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和軍隊的腐敗,導致軍隊失去戰鬥力。將領則可能“識時務者為俊傑”,作出其他的安排了。

相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方面,則是“共產黨人擁有一支不可估量的優勢的軍隊,他們的薪水雖然微薄但有規律,吃得簡單但管飽,他們信任軍官並相信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同樣重要的是,許多在共產黨隊伍中當兵時間長的士兵都學會了閲讀,因此可以跟蹤和理解他們所參與的戰爭。他們嚴明的紀律使其受到許多害怕他們到來但已經厭倦了(國民黨)政府軍隊無法無天和搶劫的人的歡迎”。把人民解放軍強大戰鬥力的原由描述出來了。

接着文章分析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在於廣大農民的支持,這是中國革命特殊性所在。文章認為背後的政治力量雖然只有人數很少的學生、老師和一些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疑慮重重,中國產業工人人數少,組織不健全,從而構成了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間最大的區別。文章還指出,英國人並沒有看到大城市裏的共產主義起義來迎接前進的解放軍。其結論是,目前和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共產黨人的權力必須主要建立在農民身上。農民佔4.5億人口中的80%左右。最有意思的是,英國早在這時就指出了,“這一事實必然會影響中國革命的速度和方式,甚至可能需要對列寧和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學説進行一些改寫。”這體現了英國輿論界非常超前的思想觀念。

此外,該文準確地指出了農村是共產黨的重要支持力量。分析了共產黨對地主、中農、貧農等不同的政策與態度。指出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是工農業的低效,出路在於土地的集體化。“困難在於,土地改革雖然必要且受歡迎,但無法解決中國工農業生產低效的經濟問題。工業化需要國外的幫助,而農業的改善只有通過集體化才有可能。”再結合早在1947年5月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特別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消滅了腐敗,牢固地獲得了大眾的尊敬。

這些對國共兩黨力量優劣的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它反映了英國主流媒體對中國局勢的清晰瞭解。同時,也反映了英國媒體相對的客觀性。

事實上,從國共內戰開始,英國各界日益認識到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由此影響着英國社會對國共兩黨的態度。英國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也變得冷淡,甚至日益惡化;英國民間對國共兩黨也有相當多更為客觀的報導與評論。

在政府層面,英國和國民黨的關係變得冷淡並趨向惡化,對蔣介石政府指責日盛。事實上,早在1946年英國貿易部訪華代表團訪華期間,就充分接觸到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代表團後來的報告明確指出,腐敗是目前中國生活中最根深蒂固和錯綜複雜的問題之一。1949年3月的一篇報道稱,“三十年來試圖集中在國民黨統治下,帶來了腐敗和無能的毀滅。”英國工黨議員更是嚴厲抨擊蔣介石政權的獨裁統治。國民黨海軍在1949年後期封鎖大陸時騷擾英國商船和阻止英商貿易,英國政府十分憤慨,警告國民黨方面不要襲擊英國船隻。1950年5月24日,才華橫溢的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在下院辯論中進一步指責國民黨對大陸封鎖的危害,説其對英國在華利益造成的損害“比共產黨人更大”,並認為“共產黨人向他們徵税,向他們收費,做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我認為,如果不實行封鎖,他們的困難大概率是可以克服的”。

在民間輿論層面,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有更多相對客觀的文字。在1946年雙十時報導稱國共雙方互不信任,1947年報導解放軍在山東的勝利。似乎只在1947年3月報導一條“中共失去威信”的信息,但到了8月,就刊登了兩封致編輯的信,共產黨允許基督教禮拜活動照舊。1948年2月社論指出國共都堅持一黨專政。11月20日稱“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更大的成功,將產生更大的影響”。12月28日報導了共產黨做好了奪取上海的準備工作,包括穩定機關人員、物資供應,打擊囤積居奇行為等。1949年5月中共逼近上海,5月26日稱中共佔領上海,上海外商狀況良好。27號刊登了共產黨控制下的上海大城市的圖片。6月24日,報導了共產黨疏通黃浦江,聲稱部分外國商人對留在上海表示樂觀。

圖片新聞:《上海:共產黨統治的大城市》(1949年5月27日)

統觀這一階段的報刊文章,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英國輿論界,基本上能夠跟蹤中國國內局勢的發展,雖然偶爾也有失措的文字,但大體上是符合客觀事實的。特別是對國共兩黨成敗得失的分析,雖然不能算是入木三分,卻也是合乎現實的。

二、承認新中國的內在邏輯

英國有着務實的傳統。所謂“永恆的利益”是他們考慮的第一要素。因此,承認新中國,儘可能地保護其在華利益,成為英國率先承認新中國的必然邏輯。

承認新中國其實早有預兆。早在1949年4月20日的紫石英號事件後,《泰晤士報》就提出嚴厲的質疑,“為什麼英國不事先與中共取得聯繫?”報刊輿論幾乎一致認為要改變英國政府的行動,認為在堅持“歐洲第一”的同時,也到了應該在中國採取相應行動的時候了。為了捍衞英國的在華利益,至少有必要與中國共產黨進行接觸。

因而在新中國成立後,除了當天發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外,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導。在4日這一天發了一組圖片新聞——“共產黨體制下的北京”,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國成立時的喜慶場景。這組照片共4張,其中左上照片,懸掛着的標語“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上方有毛澤東、列寧、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朱德(不過在圖片説明文字中,英國人把排列的位置弄反了)的照片;右上圖片是慶祝新中國成立的遊行場景;左下是鐵路工人扭秧歌的情景;右下是紫禁城南大門入口處,懸掛着毛澤東與朱德的巨幅照片,下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

圖片新聞:共產主義體制下的北京(1949年10月4日)

該報在10月和12月兩次刊登題為《關於新中國的承認問題》的文章。其中10月27日的文章是支持立場的。該文指責了某些人的言論——即只有中國承擔其全部義務,(西方國家)才能承認新中國。文章還指出,“儘管大部分在遠東的英國觀察家們準備承認他們可能沒認識到這件事在全球範圍可能會產生的影響,但他們仍然相信:從亞洲人民的視角來看,如果他們拒絕承認新政府,他們就什麼也得不到;他們還相信不合時宜地拖延承認新政府可能會導致很大的損失。英國在中國的權益遠超其他任何一個外國勢力,英國應當在這一問題上率先表態。”最後還指出某些人想法,“這只是在掩蓋關鍵問題。這個關鍵問題就是儘早達成與有效的中國人民政府建立正常關係的合意。這樣一來,兩國之間產生的問題就可以通過正常途徑來處理。”

丘吉爾在1949年11月17日議會下院辯論時,也明確提出承認新中國之事: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對控制了中國如此大片領土的中國共產黨持什麼態度。我們是否應該承認他們?承認一個人的存在並不一定是一種贊同之舉。人們不得不在這個充滿罪惡和敵人的世界上承認他們並不喜歡的那些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建立關係的原因並不是要表達恭維之意,而是要取得便利。當一支龐大而強大的羣眾被組織起來,成為大面積和大量人口的主人時,可能需要與他們發生關係。甚至可以説,關係最困難的時候,就是最需要外交的時候。

我們當然應該與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和人口進行適當的接觸。我們應該基於一般理由提出這些意見,而不是關於保護英國特定利益的所有論點——而且它們是非常重要的論點。我要再説一次,似乎很難證明與莫斯科的蘇聯政府建立全面外交關係是合理的,並且甚至與其在中國的巨大分支保持事實上的聯繫。

當天代表自由黨的議員威爾弗德·羅伯茨(Mr Wilfrid Roberts)也贊同丘吉爾的看法,認為承認新中國“是有道理的”,“沒有看到無限期延遲的什麼障礙。”

當然也有反對意見,12月23日刊登的一封致編輯信就屬於這種。信中反問道,“承認這個政府的理由很令人信服。我認可所有這些理由。但是,這些理由不會只在短期成立吧?舉個例子來説:我們在中國有很大的商業利益,共產黨同意我們即刻即可獲取這些利益。然而,他們又能獲利多久呢?”

儘管有反對的聲音,但可以看到,輿論中似乎贊同承認新中國更有優勢。

在1950年的1月7日,《泰晤士報》報導,“英國政府昨天承認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暗示了願意交換外交代表,撤回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同一天,還刊登了支持承認中國的文章《為英國承認辯護》。其中引述一位學者的話,説承認新中國的理由是簡明又充分的,承認並不是對良好行為的獎賞,或者是一種政治同情的跡象,那不是政府認同任何政策或隱含着贊同中國或其他地方的共產主義。它僅僅是承認中央人民政府現在對幾乎全中國行使權力……未來與中國的關係就是與共產黨政府來進行,或者完全沒有接觸。

無論是從在華經濟利益考慮,還是從儘量保持香港現狀考慮,迫切需要求得與中方溝通和諒解,或者僅僅只是與一個在全中國行使實際權力的政權考慮……這些都明白無誤地展示了英國輿論界,大多傾向於承認新中國的事實。

這裏,務實的英國人能夠擺脱意識形態的束縛,拋開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而把利益與現實放到首位。英國人擅長於將民族利益置於壓倒一切的地位,而較少受其他無實際意義的因素的約束。十月革命後,英國也曾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蘇聯。因此英國承認新中國的主要目標是要維護和發展其在華利益。而且在與美國“特殊關係”的時刻,能夠不管美國的想法,獨立自主地承認中國,不能不説既是“永遠的利益”在説話,在某種意義還是“約翰牛”的獨特個性使然。

三、對國際局勢的看法

新中國成立後,會對中外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其中英國會打什麼算盤?這些問題在報導中也隱約可以看到一點蛛絲馬跡。

儘管中國共產黨對帝國主義有自己的主張,“反帝反封建”就包括推翻或摧毀原來的西方殖民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建立的勢力範圍與不當權利。1949年3月5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舊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採取的步驟”,是“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但是,對西方人來説,還有其他的考慮。

在上面提到的《中國革命》一文中,還較為詳細地闡明瞭如何應對共產黨中國問題。它首先從地緣政治角度指出,“中國完成了一場偉大的革命,改變了整個亞洲和遠東的力量平衡”。接着提到了“像所有的革命一樣,它可能會釋放中國人民隱藏的能量,並激發一直是中國性格一部分的民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結論是“新中國不會好對付”。

但是,文章筆鋒一轉,從俄國的榜樣,推導出西方人應該做的事,説俄羅斯“在中國共產黨仍然軟弱和依賴的情況下,已經在尋求通過修改滿洲里條約來避免麻煩”。所以,“西方大國應該在自己的政策中表現出一些相同的遠見和技巧”。文章認為機遇在於“中國的落後和貧困,以及中國農民的遲鈍,將對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施加限制,這可能成為西方的優勢”。“或許可以説服共產黨政府,鼓勵與西方的貿易和其他關係大有裨益”。

總之,英國希望通過承認新中國,利用這個機遇最大限度地保護其在華利益。在英國人眼中,意識形態、共產主義都抵不過保護其在華利益的更大需求。

(本文繫上海師範大學“全球視野中的中共黨史研究”專項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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